震南環評爭議 高市府:發操作許可前送議會備查

摘錄自2019年6月4日中央社高雄報導

高雄市環保局今天(4日)在市議會專案報告新園震南酸洗案,多個環團到場表達反對,市議員陳明澤等反對市府核發使用執照,副市長李四川也允諾核發操作許可前,會先將資料送議會備查。

地球公民基金會、新園農場自救會等多個環團到市議會前拉白布條,表達堅決反對高雄震南環評案。

陳情民眾表示,去年2月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確定撤銷震南案第一次環評後,前高雄市長陳菊任內的環保局直接於當年4月召開環評會議審查,連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程序皆省略,環評書件中更沿用2009年的資料,與環境現況失真,環保局未要求震南公司改進,反而強勢主導環評程序,讓震南公司用不到2個月再次通過環評。

李四川表示,既然居民和環團有疑慮,允諾於核發操作許可前,會先將資料送市議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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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政黨上台 馬德里將成為廢除低污染區的第一個歐洲城市

摘錄自2019年6月1日香港01報導

為了控制空氣污染並管制進入大城市的車輛,全球許多大城市啓動「低污染區」的機制,然而,可能將接手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市政的右派政治人物阿約索(Isabel Diaz Ayuso)恐反其道而行,讓馬德里成為第一個廢除低污染區的歐洲城市。

阿約索隸屬西班牙中間偏右保守政黨人民黨(PP),她在競選時指出,雖然沒有人喜歡塞車,不過對馬德里而言,交通壅塞反而讓城市顯得更為「特別」,因為馬德里的夜生活與塞車息息相關,因此上任後就會立即著手處理被稱為「馬德里中心」(Madrid Central)的低污染區。

該區域在去(2018)年底設立,將近5平方公里的區域內,老舊而不符廢氣排放規範的汽車將被禁止進入。然而,政策退出後就受到右派保守政黨的反彈,認為此舉是歧視買不起高價環保車輛的貧窮階級,誓言抗爭到底。

如果馬德里真的終止了這項計畫,將會是首次有歐洲大城市走了回頭路,尤其當時馬德里幾乎是在歐洲委員會的緊盯下推出這項政策,這次撤銷,可能也會受到歐盟的特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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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蒂宣布 部份解除福島水產的進口禁令

摘錄自2019年6月2日公共電視報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5月31日晚間在首相官邸,與來訪的菲律賓總統杜特蒂高舉高峰會,會後杜特蒂杜特蒂宣布,解除菲國對福島水產的進口禁令。

安倍在聯合記者會上對菲國解禁表示歡迎,這是日本食品進口限制在世界貿易組織敗訴後,第一個宣布解除的進口管制。

不過菲律賓還沒有公布解除進口禁令的時期、魚類的數量、解禁後是否也須附上輻射物質檢驗報告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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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解雪隧壅塞 交部研議高鐵延伸至宜蘭

摘錄自2019年6月4日公共電視報導

每到假日或連續假期,雪山隧道總是擠滿車潮。而為了要打破東西交通瓶頸,交通部長林佳龍在今天(4日)表示,除了同步推動的北宜直鐵之外,也將研議要把高鐵延伸到宜蘭,希望能經由軌道建設來紓解車流。

林佳龍說,「國5已經是承擔超過它的負荷,蘇花改這邊如果今年底3段工程都完成,到花東就很方便,大家可以想像車流還會增加,我們也同步在推動,包括北宜直鐵,甚至也在研議高鐵可以延伸到宜蘭。」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系教授張勝雄則指出,「做了一個直鐵,做了一個高鐵,你需要花一些錢,將來還是需要有一些維護營運,將來的人口將來的所得,能不能支付起那樣的一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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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堆肥廠飄惡臭 東港人抗議

摘錄自2019年6月5日自由時報報導

飛台農業生物科技位於屏東東港鎮船頭里的有機堆肥加工廠,連日來因加工雞屎造成惡臭,鎮民苦不堪言,上百位民眾昨天(4日)到廠前抗議,高舉「還我乾淨空氣」、「不要禍害子孫」白布條,要求加工廠撤出東港。東港鎮長徐志雄、鎮代會副主席吳金福,及多位鎮代、里長都到場聲援。

屏東縣環保局回應,四度請聞臭師進行異味官能檢測,並未超標,但加工過程中臭味因靠近民宅易受風向侵襲,已依空污法開罰十萬元,若業者經兩次限期改善仍違反得勒令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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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艘風電鑽探船下水 可達海床下120公尺

摘錄自2019年6月4日公共電視報導

為了發展離岸風電,第一艘由國人自主設計組裝的風電鑽探船「奧黛麗絲號」3日在高雄旗津正式下水。

全長85公尺,鑽探深度可達海床下120公尺,並搭載兩組DP2自動定位系統,這是由高雄科技大學與風電開發商等,共同打造台灣首艘鑽探船「奧黛麗絲號」。

銓日儀總經理 奚慎明說:「本身具備有ROV的功能,然後我們後面又有一個非常強的吊車,這是全台灣第一艘這麼高金額的投資,然後也希望它將來除了風電之外,還可以做相關的海事工程或者是風電的維運。」

過去台灣都是採用自撐平台探勘,有水深的限制,加上國內船員漸漸有了探勘的技術及證照,以及探勘國內海床有國安疑慮,於是催生了這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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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馬糞海膽開採期未到 查獲民眾盜採139顆海膽

轉載自農傳媒;文:莊曉萍

去年澎湖縣政府將馬糞海膽採捕期從2個半月縮短到2個月,7月1日才開放採捕,沒想到4日晚間,澎湖環保案件查察小組即在小白沙嶼海域等處查獲3起盜採案件,共沒入139顆馬糞海膽,還在漁船上發現約2公斤已去殼的海膽生殖腺。澎湖縣農漁局呼籲民眾勿以身試法,違法採捕殼徑小於8公分、在限制採捕期採捕,依《漁業法》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5萬元以下罰金。

圖片提供/ 澎湖縣政府農漁局

澎湖縣農漁局說明,由農漁局、警察局、海巡隊組成的環保案件查察小組,在小白沙嶼海域查獲漁船盜採79顆海膽、牛踏尾沿岸查獲60顆,警方已將漁船扣押,盜採海膽中的活個體則交給澎湖縣水產種苗繁殖場繼續養育,去殼的海膽生殖腺則冷凍保存作為物證。

澎湖縣除了馬糞海膽外,尚有黑海膽和紫海膽,不過這兩種海膽因為風味、生殖腺較小,以及棘刺較長不易處理,所以採捕狀況尚不如馬糞海膽頻繁,但去年因馬糞海膽數量較少,風味較好的紫海膽成為替代品,目前澎湖縣政府並未管制其他兩種海膽的採收期。為了減緩馬糞海膽的採捕量,澎湖縣政府去年將馬糞海膽採捕期縮短到2個月,原先採捕期為6月16日至8月31日,修正為7月1日至8月31日,並限制只能採捕殼徑8公分以上的海膽,不過,部分民眾希望縣府不僅限時間,也能進一步控管採捕總量,讓海膽能繁衍下一代。

對此觀點,農漁局表示,因澎湖採集海膽的區域很廣,且漁民不見得是透過漁會等固定通路銷售,因此連每年共採集了多少的海膽,縣府也沒有資料;另外,目前對澎湖海膽的族群總量和生態研究也還不齊全,因此現階段要推總量管制有難度。

澎湖縣目前有3處海域被列為海膽保護區:七美、小蠻及烏崁區域,其中烏崁地區是106年劃設,去年澎湖縣水產種苗繁殖場在此放流1萬5千顆以上的海膽種苗,希望可帶動此區域的海膽生態復育情況。

澎湖縣水產種苗場表示,自2008年就開始進行海膽繁殖試驗與放流的行動,隨著培育技術漸趨成熟,去年總計放流5萬4千多顆海膽種苗,放流的海膽種苗約2至4公分,因移動力強且生殖腺尚未發展成熟,不至於成為人類採捕的對象。近年水產種苗場已能年產上萬顆海膽苗,但因繁養殖的門檻較高,要由民間養殖海膽來降低野外採捕的壓力還有段距離,也還需要時間醞釀。

澎湖縣政府環保案件查察小組4日晚間查獲漁船違法採捕海膽,農漁局表示,此次在船上不只查獲帶殼海膽,還有已去殼、約2公斤的生殖腺,不少漁船會將採捕起來的海膽去殼保存,規避港口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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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首度公開! 一部失敗的美國氣候法案 企業反向遊說造成多少社會成本?

環境資訊中心外電;姜唯 翻譯;林大利 審校;稿源:Carbon Brief

化石燃料企業針對氣候法案展開的反向遊說,儘管奏效卻造成龐大社會成本,相關量化數據也首度揭櫫於世。根據一項發表於的新研究,美國十年前的反氣候法案政治遊說活動阻礙了氣候監管法案的進展,導致600億美元(約新台幣1.8兆元)的社會成本。

環境經濟學家凱孟(Kyle Meng)博士和羅德(Ashwin Rode)博士首次量化出這種反氣候遊說活動對社會造成的損失。

美國國會大廈。圖片來源:Kevin McCoy(CC BY-SA 2.0)

兩人表示,他們的研究凸顯出企業強而有力地箝制政府因應氣候變遷的努力,儘管有壓倒性的證據指出,政府推動氣候行動的社會效益高於經濟成本——包括農業生產量和GDP減少。

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各種化石燃料和運輸公司等扮演法案受害者角色者的遊說能力,比法案受益者更高。

作者說,根據研究結果,遊說是造成全球氣候法規貧弱的部分原因。然而,作者認為還是很有機會制定有效的新氣候政策:「氣候政策來自政治進程。我們的研究已經證明,政治進程可能會破壞通過氣候政策的機會。但我們也證明,精心設計的氣候政策壓制反對派的力量更為強大。」

瓦克斯曼-馬基法案

作者說,像,是「最有名、最有希望的美國氣候法案」,2009年夏天眾議院通過,但是在2010年被參議院擋下。

然而,這個法案是美國最接近全面性氣候政策的一刻。

該法案正式名稱為「2009年美國乾淨能源和安全法」(the 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2009)。該法案提議,根據2005年的水準,2020年美國的排放量應減少17%,2050年減少80%,以起草的兩位民主黨代表威克斯曼(Henry Waxman)和馬基(Edward Markey)為名。

「瓦克斯曼-馬基法案」的一個關鍵要素是限額與交易計畫,能限制全國生產的溫室氣體量,同時為全國工業界創造固定數量的交易排放許可。其他措施包括再生能源標準、能源效率和電網現代化。

媒體報導,「瓦克斯曼-馬基法案」進入立法程序的時候,美國政府明顯受到反對方遊說的影響。

作者利用完整的美國國會遊說記錄來全面了解當時的情況。

根據他們的論文,該法案佔當時所有具備記錄遊說支出的14%左右,比2000年-2016年間的任何其他政策支出更多。然而,能從法案受益的公司,像是奇異和太平洋瓦斯電氣,遊說支出也最高。

找出「贏家」和「輸家」

為了理解不同遊說者的動機,研究人員首先必須弄清楚,「瓦克斯曼-馬基法案」如果成功立法會發生什麼事。他們從法案相關的預測市場中取得價格資訊,與參與遊說的公司的股價結合,如此一來便能估計如果立法成功,上市公司的價值將如何變化,找出法案通過後的「贏家」和「輸家」。

結果發現,「瓦克斯曼-馬基法案」遊說支出和法案通過後預計股票價值之間在統計上有顯著的關係。反遊說,也就是「輸家」的遊說活動,是最有效的,影響力大於「贏家」。

根據這個結論,研究人員估計,所有遊說支出總和使得法案通過的可能性降低了13%。

之前的研究曾算出「瓦克斯曼-馬基法案」若沒有通過,其預期可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所造成的社會成本高達4670億美元(以2018年美元計)。

「大量研究顯示,氣候變遷在各種情境下都會造成龐大社會成本,包括農業產量下降、衝突加劇、死亡率和發病率上升,勞動力供應減少,國內生產總值下降。瓦克斯曼-馬基法案沒有通過將在各領域產生負面影響,因為溫室氣體排放降不下來,也難以避免氣候損害的發生。」

由於作者算出遊說活動使法案不通過的機率增加13%,他們將總社會成本的13%歸咎於遊說活動,得出遊說活動的社會成本為600億美元。

有鑑於目前美國的氣候政策狀況,凱孟和羅德最後建議可以利用這樣的研究結果建立增加成功機會的新戰略——用這600億美元提供企業在限額與交易制度下的免費信貸,尤其是那些「輸家」企業,如此可以為企業帶來更大的收益或減少損失,有效地減少反遊說活動,使法案更有可能通過。

Lobbying against key US climate regulation ‘cost society $60bn’, study finds

Political lobbying in the US that helped block the progress of proposed climate regulation a decade ago led to a social cost of $60bn,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Environmental economists Dr Kyle Meng and Dr Ashwin Rode have produced what they believe is the first attempt to quantify the toll such anti-climate lobbying efforts take on society.

The pair say their work reveals the power firms can have in curtailing government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in the face of “overwhelming evidence” that its social benefitsoutweigh the costs, which range from reduced farming yields to lower GDP.

Crucially, they found that the various fossil-fuel and transport companies expecting to emerge as “losers” after the bill were more effective lobbyists than those expecting gains.

The authors say their results, published in Nature Climate Change, support the conclusion that lobbying is partly responsible for the scarcity of climate regulations being enacted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they tell Carbon Brief that there is still hope for those seeking to develop effective new climate policies:

“Our bottom line is: climate policy emerges from a political process. We’ve shown that this political process can undermine the chances of passing climate policy. But we’ve also shown that careful design of climate policy can help make it more politically robust to opposition.”

Waxman-Markey

The Waxman-Markey bill, described by the study’s authors as “the most prominent and promising US climate regulation so far”, did not make it past the Senate in 2010, meaning it never passed into law.

However, having passe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 summer 2009, it remains the closest the nation has ever come to implementing wide-ranging climate legislation.

Formally known as the 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2009, the bill proposed a 17% cut in US emissions by 2020 – and then 80% by 2050 – based on 2005 levels. It was named after the two Democrat representatives who wrote it, Henry Waxman and Edward Markey.

A key element of Waxman-Markey was its cap-and-trade scheme, which would have limited the amount of greenhouse gases produced nationally while creating a fixed number of tradable emission permits for industry nationwide. Other measures included a renewable energy standard and legislation for energy efficiency and grid modernisation.

Media reports around the time Waxman-Markey was making its way through the US government made it clear that lobbyists were thought to be hindering its progress.

For Waxman–Markey, they made use of the “comprehensive US congressional lobbying record” to piece together a full picture of the situation at the time.

According to their paper, the bill accounted for around 14% of all recorded lobbying expenditures at the time – more spending on lobbying than for any other policy between 2000 and 2016.

However, some of the highest spenders listed by Meng and Rode in their new paper were those who stood to gain from the bill, such as General Electric and the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lobbyists’ motivations, the researchers first had to work out how Waxman-Markey would have affected companies had it passed into law.

They took data on prices from a prediction market tied to the bill while it was being considered by government and combined it with stock prices for firms involved in lobbying. 

Their “innovation”, the pair explain, was to combine this information with the stock market prices of publicly listed firms that lobbied on the bill. They were then able to estimate how the values of publicly listed firms were expected to change if the policy had passed.

One benefit of this approach was that it allowed them to establish, in what they describe as a “hands-off”, objective manner, who the “winners” and “losers” were in the face of climate regulations. This allowed the researchers to bypass both their own preconceptions, as well as any statements made by the firms themselves which, as the pair point out, may not be reliable.

The team foun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how much a firm spent on Waxman-Markey lobbying and how much the bill was expected to change its stock value.

This model revealed that oppositional lobbying – that is to say activities by companies that stood to lose out – was the most effective. This implies the input of “loser” firms, which include Boeing, Marathon Oil, Walmart and Ford, had more influence that “winners”, despite spending comparable sums on lobbying. From this conclusion, the researchers estimated that the sum of all lobbying decreased the probability of the bill being enacted by 13%.

Social cost

To pin down the financial impact of lobbying, the researchers built on previous researchthat placed a $467bn (in 2018 US dollars) price tag on the global social cost of the failed Waxman-Markey bill. This was based on forecasts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at would have been avoided had it come into force.

The cost of these emissions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are well established, as they explain to Carbon Brief:

“A large body of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the costs of unmitigated climate change in myriad contexts, including decreased agricultural yields, increased conflict, increased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decreased labor supply, and lower gross domestic product. Failure to enact Waxman-Markey is expected to have had adverse consequence in all these areas by allowing for highe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thus higher climate damages.”

Since they found that lobbying increased the likelihood of the bill not passing by 13%, they assigned this share of the total cost to lobbying efforts. This gave them their final figure of $60bn.

Given the current state of climate policy in the US, Meng and Rode conclude by suggesting how this knowledge could be used to build a new strategy that is more likely to be successful.

They took their model and used it to gauge the impact of providing more free credits under the cap-and-trade system to companies – and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lobbied against the new bill. As this would lead to greater gains or reduced losses, they found it coul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amount of anti-bill lobbying and make it more likely to succeed.

While they note such actions could prove unpopular and have unintende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they suggest this information could nevertheless be incorporated into future policy-making. They tell Carbon Brief:

“Our new point is that if the very likelihood of having climate policy enacted in the first place may be jeopardised by political influences (via lobbying), why not try to use this revenue to neutralise some of the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a targeted way.”

※ 全文及圖片詳見:

參考資料

  • Meng, K.C. and Rode, A. (2019) The social cost of lobbying over climate policy, Nature Climate Change, 

作者

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如果能為孩子實現一個願望,那就是人類與大自然和諧共存。

於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服務,小鳥和棲地是主要的研究對象。是龜毛的讀者,認為龜毛是探索世界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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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粉嶺高球場有稀有生物 黃偉綸:保育與發展能並存

摘錄自2019年6月1日香港01報導

香港政府早前稱將全面接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建議,包括將局部發展粉嶺高爾夫球場內32公頃面積的土地,以供建屋。不過根據土木工程拓展署最新公布的可行性研究工程項目簡介,高球場內發現多種具保護價值的動植物。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今日(1日)於出席活動後稱,發展及保育可以並存,相信能從多方面處理問題。他稱實際措施有待落實,但強調完成研究的時間無變。

黃偉綸表示,研究範圍仍然以舊場32公頃的土地為基礎,加上土地範圍大,相信就算涉及需要保育的生物或文物,仍有足夠空間及彈性處理。

土木工程拓展署最新公布的可行性研究工程項目簡介顯示,粉嶺高球場內有淡水束腰蟹 、草龜、虎紋蛙及土沉香幼苗等多款具重要保護價值的動植物;而距離擬議發展區僅數百米範圍內,亦有唐宋、明清時期的文化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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